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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東省委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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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傳奇夏征農
發布時間:2019-01-18     作者:葛泉滋    編輯:信息中心    審核人:    訪問量:

夏征農,我們的老校長。

一個在中國革命史、文學史、教育史、辭書史上如雷貫耳的響當當的名字!他把自己漫長的百歲人生,奉獻于人民解放和民族復興事業,以堅定的理想信念、崇高的革命節操、先進的教育思想、嚴謹的治學態度,鑄就了一座輝煌的歷史豐碑。其傳奇人生,一如他的精彩詩句:“半是戰士半書生,一行政治一行詩”。彰顯著他的書生本色、戰士風采、學者品格、君子傲骨、人瑞高風。今天,讓我們后來人品讀夏老,如一本大書,受用無盡;似一個富礦,取之不竭;象一座昆侖,仰止景止;若一顆北斗,楷模終生。

戌馬一出生

1904年1月31日,夏征農出生于江西豐城一個名門望族。這座贛水養育的古城,物華天寶,人杰地靈,其周邊名家輩出,燦若星斗。夏老正是在這方人文薈萃的寶地滋養下,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。他經過少年啟蒙,學業日進,最后畢業于著名學府南京金陵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。然后投筆從戎,參加革命。

1926年,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27年8月1日,參加周恩來、朱德、賀龍等領導的南昌起義。1928年起,任復旦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,江蘇團省委秘書,《海上青年》雜志主編。1928年開始發表作品,較早從事左翼文學革命活動。1929年再回復旦,從事地下工作,并在此深入精研馬克思主義理論。1935年,擔任陳望道主持的《太白》半月刊編輯。在這份刊物上,為魯迅先生編發《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》《名人與名言》《中國失掉自信心了嗎》等名篇。他也由此與魯迅結緣。1933年,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。

1938年,抗戰爆發,從南昌來到皖南,脫下長衫,拿起槍桿,毅然參加了新四軍,親身經歷了皖南事變,讓他完成了由書生到戰士的蛻變。此后,歷任新四軍統戰部副部長兼民運部長,蘇中軍區軍政委員會秘書長、第一師調查研究室主任,蘇中第四專員公署秘書主任,蘇中公學教育長、政治部主任、校長,華中建設大學副校長,山東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,濟南特別市委宣傳部長、常委、副書記,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副部長、部長、分局委員,中共山東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長、副書記、書記處書記,中共濟南市委第四書記,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長,直至1966年“文革”被罷免。

“文革”結束后,出任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,上海大學首席顧問。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,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,兼任上海市文聯主席、社聯名譽主席,中國《大百科全書》總主編、《辭海》總主編。這是他任職最久的一個崗位,前后長達30年,創了歷史之最。

2002年,在他98歲高齡之際,《大辭海》工作啟動,以近百歲之身,披掛上陣出任總主編,是當時全世界最年長的大型辭書掌舵人,又創了一個歷史之最。他還是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,中共八大代表、十二大列席代表,中共十三大、十四大、十五大、十六大、十七大特邀代表。

2008年10月4日11時16分,夏征農在上海華東醫院安然離世,享年105歲,是我們黨和國家高級干部中十分罕見的一位老壽星。

風雨左聯情

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之初,由我們黨發起成立和直接領導的上海左翼作家聯盟,以魯迅為旗手,組織和團結一大批革命人士和進步青年,筆作刀槍,民族救亡,活躍于孤島上海。在這支隊伍里,到處閃現著夏征農忙碌的身影。那時,他已是左聯成員,筆耕不輟,勤奮寫作,其主要小說《禾場上》、《十一個長夫》、《春天的故事》等,都發表在這一時期的上海文學刊物上。他還參與籌辦和編輯了《春光》、《讀書生活》、《新認識》等雜志。當時影響很大的柳湜的《街頭講話》、艾思奇的《大眾哲學》、夏征農主編的《文學問答集》,都是左聯《申報》“讀書問答欄”的產物。

1934年,陳望道先生約夏征農主持《太白》半月刊。這一時期,因編輯稿件,他與魯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來。夏征農早就崇拜魯迅,一直說:“魯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,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”1927年在復旦時,他就拜讀了魯迅的許多作品。這一年。魯迅應陳望道之邀,到復旦大學演講,夏征農得以近距離面見先生,仰慕之心驟然倍增。隨后便經常致信先生,請其給予指導。而胸懷若谷的魯迅,對這位素昧平生的文學青年,每每有問必答,熱情提攜。這讓夏征農萬分感動之余,釀醐灌頂,深得真傳。1935年8月21日傍晚,陳望道請魯迅吃飯,并讓夏征農作陪。這是他第一次與魯迅先生直接會面,著實讓他受寵若驚,甚至手足無措。平日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”的大文豪,居然比肩而坐,同桌就餐。如此可望而不可及的機緣,讓年輕的夏征農直呼三生有幸!然而,他沒有想到,并且引為終生榮耀也是遺憾的是,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見魯迅。不久,先生英年辭世。夏征農深懷無限哀思,約請相知朋友,編輯出版了《魯迅研究》一書,寄托緬懷之情。這是魯迅逝世后的第一部關于魯迅思想的研究文集,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反響。

夏征農終生珍藏,有一套1938年版的《魯迅全集》。無論何時,無論何地,他總是把這部書帶在身邊。有人想借,一向大方的他,卻又十分“小氣”:對不起,不出借。直到2005年,他已91歲,才戀戀不舍地捐給了上海魯迅紀念館。因為他知道:“這是此書最好的歸宿,也是對魯迅最好的紀念。”

治校賦良方

1955年4月,山東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和《關于輪訓全黨高中級干部和調整黨校的計劃》,將山東行政學院、山東政治學校整建制并入山東省委黨校,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央第四中級黨校。6月,中央下文,任命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夏征農兼任校長、黨委第一書記。從此,他又擔起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歷史重任。黨校姓黨,在校言校。夏征農隨之到任,深入基層,召開座談會,走訪師生員工,了解在領導作風、思想作風,特別是教學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,以便實施有的放矢的指導。在調研的基礎上,夏征農認為,黨校工作做得是好的,是有成績的。問題在于,教師的教學積極性和學員的學習積極性未能很好地調動起來。加之黨校由三個學校合并而成,各有不同的歷史,不同的作風,如果忽略這個特點,也容易產生片面性。情況明,決心大。針對問題,夏征農提出治校三策:

一、關于教學工作。他強調黨校的方針是“學習理論、聯系實際、提高認識、增強黨性。”要做到這一點,主要看教學好不好。而教學中的主要問題,第一,是教條主義。課程的設置,不按中級黨校的情況來考慮,而是照搬高級黨校,教材也用高級黨校的,弄得教師累得要命,學員消化不了。特別是政治經濟學,用蘇聯編的教科書,不僅內容多,而且都是蘇聯的事,學員更難領會。因此,他提議,在課程設置上,將五門課改為哲學、政治經濟學、中國革命運動史三門,把聯共黨史的內容放在政治經濟學里講,把黨的建設與中共黨史合為中國革命運動史。在教材內容上,哲學主要根據毛澤東的《實踐論》和《矛盾論》編寫教材系統講授。政治經濟學更多地聯系中國經驗,資本主義部分少講。在學習方法上,實行“上課、自學”加漫談討論的方式,把三者結合起來。第二,是理論脫離實際。教員講課,要用自己的話講解, 不要照本宣科;要多用現實的事例、少用外國的事例作解釋;要根據原理分析現實問題;還要對當前實際問題進行綜合研究,得出結論,提到理論高度充實理論原則。第三,是教員進修問題。首先要把課程內容及馬列主義基本知識弄通;其次是加強研究工作,特別是著重研究與當前實際工作有關的問題,恢復過去的科學研究委員會,專門負責科學研究工作;還必須到實際工作中去學習,每個教員每年拿兩個月,到工廠、農村調查研究,同工人、農民交朋友,在實踐中接受教育鍛煉。此外,省委有一些重要報告,可以盡量吸收黨校同志去聽,或專門到這里傳達。還可以請省的負責同志來講一些專門問題,如工業、農業、財經、自然科學等。有關文件、報刊可盡量發給黨校,不要照老規矩,哪級干部看哪級文件。黨校在看書這方面,應該有點特殊。第四,是培養新生力量問題。黨校理論教員的隊伍還不大、不強,能夠上課的很少,必須充實。教員可以調進來,但主要靠自己培養,要有個制度,有計劃地培養理論干部,充實加強理論教學隊伍。第五,是學員課外指導問題。必須明確這樣的觀點:黨校的唯一任務是教學,一切為教學服務。校領導必須當作第一位來抓,校長、處長都要能教一門課,現在教不了的,要學著教,這樣才能領導教學。否則,一切為教學服務就是空談。

二、關于思想工作。針對學員的思想狀況,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紀律松弛,學習松勁。結業還有三個月,有的已在準備回家了,這怎么行!在機關干部教育方面,要解決名利思想,為評級不滿、發牢騷、鬧、哭等;還有自滿情緒、自由主義、教學與行政的團結問題。為此要建立一套思想工作制度,領導同各方面廣泛接觸,了解思想問題,熟悉思想情況。

三、關于領導問題。把教學力量發揮起來,關鍵在于領導。校領導特別是校長,應注意克服官僚主義,更多地聽取大家意見,深入教員,深入學員。校黨委要實行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。校機關黨的工作實行兩種領導,省直機關黨委可以布置工作,學校黨委也有權決定,相互及時溝通協調。

真是高人高見,行家里手。夏征農60多年前提出的“治校三策”,如今依然不嫌落后,閃現著時代的思想光芒和政治智慧。讓我們后來人自悔弗如,肅然起敬。

骨傲品自高

百年人生路,直面坎坷行。夏老一生從無傲氣,但卻練就一身傲骨。無論是戎馬生涯,還是文化戰線,他的定位都是“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、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”。他是1927年打響第一槍的“南昌起義”參與者,是1941年震驚中外的“皖南事變”親歷者。1929年,他在復旦大學從事地下工作時曾被捕,蹲國民黨的監獄兩年多。此前上海黨組織曾派其赴蘇留學,他卻堅持留下,不顧危險,進入復旦,一邊讀書,一邊從事地下工作。

1959年,身為山東省委副書記的夏征農,因同情右派、反右派不力,被免去職務,降為一家人民公社的書記。1962年,被重新啟用后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長。1965年,江青在上海抓“樣板戲”。夏征農不以為然,在華東地區京劇匯演閉幕式上講:“如果有樣板戲,那也應該分層次,有不同要求。省市應該有省市的‘樣板戲’,地區應該有地區的‘樣板戲’。應該發動戲劇屆大家來搞。如果只有一種樣板,只有幾個‘樣板戲’,這能占領社會主義戲劇舞臺嗎?”江青聽后,大為不快。此后,姚文元的《評海瑞罷官》公開發表。華東局要宣傳部三天匯報一次對此文的反映。夏征農很反感,覺得把這出戲說成是“反黨反社會主義”太過分了。而且,既然是以姚文元個人名義發表,怎么可以代表黨中央呢?于是,他把“球”踢了出去,說:“這事宣傳部管不了,應該由辦公廳來管。”翌年2月,他在審看《華東通訊》一篇文章時,把引用的《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》上的一段話果斷刪去。這下又觸犯了江青。1966年5月,江青在一次會議上發言,指責夏征農反對京劇革命、反對毛澤東思想。1966年6月,夏征農被免去華東局宣傳部長職務,是“文革”開始后上海第一個被罷免的高級干部。

2002年11月,夏征農以99歲高齡,應邀出席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。期間,吟詩一首向大會獻禮:“六入京都為黨謀,敢因衰老不分憂。歡呼祖國愈強盛,高唱和平是主流。反對霸權成眾志,清除腐敗解民愁。相期后浪超前浪,高舉旗幟千萬秋。”(“六入”,是指他曾經六次出席黨代會。)他說:“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產黨。當時莊嚴宣誓:永遠跟黨,永不叛黨,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。我一輩子記住入黨誓言,什么時候都不會忘記。”

百歲總主編

《辭海》是中國最具權威的大型綜合性辭典。夏征農與《辭海》有著不解之緣。1978年,74歲的他繼舒新城、陳望道之后,出任《辭海》第三任總主編。他自知余年日緊,時不待人,老馬嘶櫪,夕牛奮蹄,更加勤奮的工作,促使1979年版、1989年版和1999年版《辭海》相繼出版,發行量逾600萬部,還出版了1100多萬卷的分冊。2002年,編纂《大辭海》的工作開始啟動,他又以98歲高齡出任總主編,成為古今辭書史上的一代傳奇。

百歲披甲,風采依舊。容正求新,銳意進取,依然是夏征農不變的初心和永恒的宗旨。他一貫強調,不唯上,不唯書,只唯實。解放思想,實事求是,成為解決《辭海》編纂中各種問題的金鑰匙。比如編1979年版時,《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尚未出臺,許多疑難問題一個個地擺在編輯部面前。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”、“階級斗爭”、“路線斗爭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等條目怎么寫?國民黨以及臺灣問題怎么寫?陳獨秀、瞿秋白、劉少奇、林彪、康生、謝富治等怎么寫?夏征農明確表態:“《辭海》采取什么方針?就是實事求是。尊重客觀事實,尊重實際效果。”“黨要我們負責,我們就要敢于負責。”

2005年,夏老102歲高齡,親自出席“2009年版辭海編纂動員大會”,在講話中強調:“《辭海》是一部綜合性的工具書,在編纂過程中要吐故納新。什么詞匯已經過時了,不適用了,大家不再去用,就可以去掉;有些新出現的詞匯要收進去。吐故納新,這是很重要的一條。”夏老的“求新”,使《辭海》與時俱進常出常新,成為大家案頭最權威的大型工具書。

當時,有些人以為夏老年事已高,出任總主編不過掛個虛名罷了。此說大謬。《大辭海》篇幅是《辭海》的2.5倍,鴻篇巨制,卷帙浩繁,諸多重大問題仍由他拍板定案;《大辭海》開會,他都參加。2003年,《大辭海》開始出版分卷,如今哲學、法學、醫藥學、語言學等卷已經面世。2004年1月,在百歲生日時,夏老賦詩一首:“人生百歲亦尋常,樂事無如晚節香。有限余年乃足惜,完成最后一篇章。”這“最后一篇章”,就是《大辭海》。而這一章,何其輝煌!2009年版的《辭海》,特別增補“夏征農”條目,從而讓夏老永垂千古。這應該是對老人家最美好的紀念吧!記得范仲淹《嚴先生祠堂記》結尾作歌曰:“云山蒼蒼,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風,山高水長。”將此歌送給含笑九泉的夏老,也應該是對老人家最深情的祭奠吧!

(2019年元月11日寫于東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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